“倒是有一个工作，不过要先提交政务院那边，通过了才能搭班子，你先看看。”刘翔想了想又说：“而且，按组织原则来说，我现在只能让你‘主要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不能调你到某个部门去，你一定要去也得走组织处的流程才行。”
张允幂来了个大小眼式的扬眉不屑，不知道是不是在打心底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伸手接过了刘翔递过来的文件袋，张允幂就扫到了文件袋上的题目《关于在广州开办干部培训机构的建议》。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总体偏紧，大部分现在身居中级以上的干部都在担当着与他们能力不相称的工作，即使这样，这种不合格的干部还很匮乏。”刘翔说道，“这种不合格，即体现在专业能力上，也体现在政治思想上。你这些天大概也见识了这批人的报告。”
张允幂点头表示同意。
“而我们现在，更是亟需补充更多的基层公务员，这些人都得从本地招考。这些人和咱们带来的干部还不一样――我们的影响力在这里是有限的，传播的信息是变形的，所以招募进来的，必然是深受旧思想旧观念浸染的一批人。”
在海南的时候，“大政方针”一向有元老们把控，甚至很多具体事务都由元老们亲力亲为，归化民干部除了因为感恩、上进等个人因素跟着干以外，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么干是为什么”并没有太多的理解。具体来说，所有归化民干部基本上对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根本问题是缺乏认识的。
三农干部也许知道自己要把自己管的那片地建设成宣传画上的一样，工厂的归化民干部也许知道生产目标一类的指令计划，懂一些技术；但他们很少有人能说出为什么要给他们下达这样的生产任务、做出这样的产业安排――他们缺乏对整个澳宋、对整个工业化建设的认知。这在澳宋力量蜗居在海南时并不明显，因为一切都有元老院指挥，归化民干部只需要按着指挥棒走就可以了。不明白的问题，元老随时可以解答――各行各业几乎都有元老在第一线指导和参与工作。
而到了广东，极度缺乏的干部数量不仅要求所有人必须一专多能，同时为了保证海南岛作为世界唯一的工业化区域能持续稳定输出产能、发展科技而不得不把绝大多数有能力指导工业化建设、指导国家建设的元老们留在海南岛，而新解放的广南东路尽管人口、面积都远超海南岛，却只能零零散散聚集起三十多个元老，加上在香港工作的元老，也不到四五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