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十万家呢？其实也没把这个读书人当“老师”看待，给他的束脩非常微薄，一天三顿顿顿都是蔬菜，弄一碗豆腐、两条猫鱼就算是给荤菜。初一十五吃犒劳，也不过是弄个鸭架子熬汤，一点油水也见不到。孙十万的老婆经常指桑骂槐，说请先生的钱不如“养头猪”；先生呢每天晚上吃饭都要发牢骚，私下里骂孙家“刻薄”，“子孙全要讨饭”。他们这种表面上“尊师重教”，背地里彼此嫌弃憎恨的嘴脸，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旧社会的虚伪。
这样的念书生涯大概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我回家了。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说起来这又是据说当时的所谓规定：家里要有五个男丁才能允许军户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父亲只能拼命给我生弟弟，没成想一连生了五个，全是妹妹，把家里也吃得穷了。五妹出生之后，我父亲这才断了念想，让我回了家。后来我调到了政治部搞政治工作，在进行培训学习才知道，其实明国朝廷对军户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不过是限制每户只能有一人参加考试罢了，我家当时完全符合要求。那时父亲也不知是他从哪儿听差了消息，还是谁蓄意戏弄他这个不识字的老实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是我当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哪里还有机会加入光荣的伏波军呢？
回家后我才发现，家里也确实揭不开锅了。几个妹妹年纪虽小，经不住人数多，吃得也多了。我父母实在承受不起，只好将我大妹卖给孙家当丫鬟，又把三妹送给人当童养媳，原想给她一条活路，没想到几年功夫就被她的公婆给虐待死了――说起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她被拉走的那天哭着求爹娘说她不要去的模样――一想到这里我就止不住的流眼泪。真想她也能过几天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但是当时，穷人实在是没有办法。
家里人口多，再加上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总也吃不饱。所以我去山里砍柴贴补家用。每天挑一担柴上街，卖一半，送给海哥一半。再去做些短工，至少三餐有着落。海哥每次杀猪，总会留些不太能卖得去的杂肉下水回礼。托海哥的福，我家时不时也能见得着些荤腥――我们就是这样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关系。
我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只有两个，那就是饿，那是真饿啊，天天二十四小时有只猫儿藏在肚子里挠肠子一样的饿。另一个比饿更可怕，就是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没了书念，彻底断了考科举光宗耀祖的念想。接下来的路一个就是跟父亲一样，给孙十万种一辈子的地，把脱籍的任务留给下一代；另一个就是和鸡仔叔一样，当大头兵冲锋陷阵，或许可以换个军功上的富贵。可两条路我都不乐意。当时我隐隐觉得，和父亲一样当不要钱的长工种地，不过是一种循环罢了；而去当祸害百姓的大头兵，我更是本能的不乐意。
正在我在身体和精神上陷入双重迷茫的时候，将我引向元老院伟大事业的引路人出现了。
鸡仔叔是父亲的幼弟，我的幺叔，是卫所里的“操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鸡仔叔原来的所作所为和那些兵痞也没什么两样，成天游手好闲，寻衅滋事。后来王尊德悍然发动所谓的“第二次围剿”，鸡仔叔也跟着明匪军到海南岛上打仗，在澄迈滩头上当了俘虏，过了好几年才做工赎身回家。
回家后的鸡仔叔变了！
这是我看到鸡仔叔的第一感觉。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眼神里充满精光，行如风坐如钟的黑壮汉和记忆中那个病怏怏的二流子联系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回到卫所报到的鸡仔叔比起一个伪明匪军，更像是一个伏波军士兵。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从没上过一天学的鸡仔叔居然认字！那是鸡仔叔回来的第二个月吧，我在院子里把旧时抄下来的论语拿出来闲看，鸡仔叔正好从外面回来，经过我旁边时瞟了一眼，不屑地说：“论语？孔老二的玩意儿，有屁用。”我当时很是震惊，换做我父亲，根本分辨不出我读的是论语还是别的什么。我说：“鸡仔叔，你怎么知道这是论语？”鸡仔叔指着我翻着的一页笑着说：“这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对吧？哈哈，傻了吧？你叔我认字儿！”我当时很是惊奇，就求着他问原委。原来鸡仔叔曾经动过留在临高的心思，而在临高，文盲是寸步难行，想谋个好些的差事必须得有文凭。在临高战俘营里，正好有扫盲的项目，于是鸡仔叔就正儿八经地用功了一回，居然给他考了乙种文凭，还给他自己取谐音取了个大号，叫刘基。他说，他把相当于举人的乙种文凭都考到手了，接下来不管是参军上军校还是去当公务员，都是手拿把攥的事儿。要不是害怕他被明当局当做逃兵害我们家受牵连，他就不回来了。
这下我可就万分惊奇了，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儿！我缠着鸡仔叔讲他在临高的所见所闻，鸡仔叔也乐意给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们“讲古”，教我们写“新字”，教我们讲“新话”。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鸡仔叔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让我的日子有了些光彩。什么无风自行的大铁船啊，什么力大如牛的钢铁巨兽啊（编者注：即挖掘机），什么喷着黑烟却在轨道上走得飞快的大火车啊，当时我还以为鸡仔叔吹牛，只爱听他讲伏波军操练和打仗的事儿，听到这些科技就快速打断。直到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