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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汉唐对待本地来拜访的士人，总是秉持着“交好”的意图——虽然付盟提醒他不宜和这些人走得太近。不过崔汉唐认为宗教还是要保持“民间”的色彩，不宜以“官方”的面目出现。太“官方”了，很多事情就做不来，话也说不得，反而失去了灵活性。
就眼下来说，他的元老身份和“提举五仙观使”这两个光环已经让他这里“官气”十足了。再要是紧跟政策，亦步亦趋，反而会将许多中间群众往外推。不如保持一定表面上的独立性，作为一种公私之间的灰色沟通渠道存在也好。
至于这些士人、缙绅未来会怎么样，元老院会如何对待他们，这不是他考虑的问题。就眼下来说，士人的态度对新道教在广州扩大影响有很大的指向作用。
虽然这些日子他也接触了不少广州府的士人，其中也不乏“名士”，但是真正有份量的，目前还没有遇到过——黎遂球算是第一人了。
黎遂球此人，是明末广东有名的文人雅士，赫赫有名的“牡丹状元”，工诗词，擅丹青。是明末烂熟绚烂的城市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同时，他还是复社成员，抗清志士，最后在赣州死战殉城为大明尽忠。
不过此时，黎遂球即不是“牡丹状元”，也不是“抗清志士”，他只是一个屡试不第，寄情诗文的普通文人。虽然他参加了崇祯二年的“尹山大会”，是复社的早期成员之一，但是在政治上还谈不上有多少影响力。
他大约做梦也想不到，外情报局编印的绝密资料《广州地方名人录》上，会记载他在另一个时空的全部年谱，而能和他享受一样待遇的，还有他的老师陈子壮，以及目前尚未结成的“南园诗社”的“十二子”中的另外十个人。
这些在另一个时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气节和忠贞的人，是元老院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在广州的缙绅百姓中都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要避免他们成为“反髡烈士”。
所以入城以来的这些日子，虽说政治保卫局密切的监视着他们，但是也没有打扰他们。有些人偷偷的离开广州也未做任何阻拦：对元老院来说，他们主动离开反而是件好事。
黎遂球没有离开广州。他事亲至孝，在旧时空的历史上，崇祯中他就以母老为由，拒绝了朝廷的征召。其母苏太夫人此时已经年过七旬，经不起长旅途劳顿，于是他便带着妻儿，奉母避居到番禺县板桥村的老宅蓼水居。
这一待便是大半年。黎家世居板桥村，当地颇有人脉势力。虽说广州被攻陷后城外社会秩序一度紊乱，但是村社有乡勇自卫，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不久国民军下乡清剿，匪患肃清，广州四郊归于平靖。黎遂球原本想就此回城，看看城内情形再做去留定夺，广州又闹起了大疫，风传熊督即将率军反攻。黎遂球便断了回城的念头。干脆在乡下安心读书著述，过着隐居生活。待到瘟疫退去，已经是崇祯九年了。
从崇祯八年春澳洲人袭占广州到现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尽管城里波谲云诡，从巫蛊案、鼠疫暴发再到最近清理税收引发的一系列的“税案”，城里的缙绅大户可谓人心惶惶。黎遂球的生活倒是颇为平静。还将《周易爻物当名》著述完成，完成了一桩大事。
虽说他避居乡下，潜心著述，闭门谢客。一副“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的姿态，实则对广州城内的情形却十分清楚——留在家中的仆役们隔三岔五便要来板桥乡递送物品，信件。有时候也会把《羊城快报》之类的髡贼“邸报”携来。
黎遂球对澳洲人并非一无所知：当年紫记的澳洲货初现广州，他为母亲和夫人买过澳洲镜子；何如宾“征琼”前在广州的阅兵演武他去看过热闹；澳洲人兵临广州城下，火烧五羊驿，他带着全家仓促从东门外的别业逃进城去；再后来，他在老师陈子壮的东皋别业的假山上，亲眼看着从“大世界”一路修来的“铁梯”，上面跑着冒着黑烟白雾的铁自动车。
黎遂球对澳洲人印象，一开始是“奇技淫巧的海商”，后来是“船坚炮利的海贼”，最后是“心怀叵测的巨寇”……但是无论髡贼如何步步进逼，他始终没有想到这些“做生意做工很厉害”的海贼竟然敢冒用大宋的旗号来争夺天下！
以区区琼州一府之力，来对抗大明十三布政使司的天下，这髡贼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黎遂球压根不信澳洲人有“逐鹿中原”的资格。毕竟他们是海寇商人出身，在广州也是招揽那些贫苦百姓去琼州，从未听说他们招揽过什么读书人——倒是对商人很热情。
自古有马上得天下者，未闻有船上得天下的，更别说船上治天下了。
他原本以为澳洲人即是海寇，至多不过仿效当年郑芝龙，以攻取广州来要挟朝廷招安，朝廷只要许以一个临高守备或者琼州游击的官衔，准其在琼州“便宜行事”，大约便能退去。若是朝廷不许，少不得和当初围困广州一般，在四乡勒逼富户“报效”，抢掠一番退走。自己在乡下避居不出以避锋芒。若是髡贼鱼肉乡里、滥杀无辜，自己也少不得募集乡勇，以死相拼，护卫桑梓。
没想到这伙髡贼进城之后，非但不抢不杀，亦不急着做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