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山和方非商量下来，认为眼下已经是十一月的下旬了，舰队回来之后还有许多的事情要作，包括文总一天到晚反复提倡的“计作查改”，整套流程下来起码也得要半个月的时间了。还得向香港的852基地运输基建材料和必要的军火，确保香港支队能够在当地抵挡住一切敌人的反攻。
这样计算下来，萧子山认为不如将年会推迟到十二月底进行――和1631年的公历新年一起庆祝。
“你知道，遭遇了大半年的贸易封锁，不少物资都缺货，正好这一个月时间先缓缓气，让物资充裕起来，办年会才方便。”
于是年会最终就决定在12月26日前后进行――根据高山岭气象台差不多三年来的观测，本时空冬季临高的最低气温在9～10摄氏度左右，一般要出现在1月份中旬。12月下旬的平均气温还有17、18度，有时候还会出现21度的左右的气温，在海边露天聚会正好冷热相宜。
执委会内部，此时正就珠江行动之后的战果、后续问题和明年的战略规划进行着紧张的磋商。刘香从珠江口的消失让执委会十分的意外――没想到这个和郑芝龙对抗到最后的大掌柜竟然会如此干脆的在丢下传统地盘避战。执委会对此十分担心，深恐刘香会选择时机对香港的基地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作战。香港基地迄今还是草创的阶段，不过是分舰队还是驻军，力量都很微弱。急需大规模的加强。
从临高运去的增援物资不仅包括火炮、士兵和建筑材料，还需要大量熟练的建筑工人为明年的香港开埠进行基础建设。码头、栈桥、货栈、商铺。司凯德每天都在执委会工作会议上竭力争取运往香港的物资和载重吨――除了部分物资从广东可以就近采购之外，大部分香港所需要的物资依然需要使用船只从临高发运。
从临高到香港700多公里的航海线路使得大规模的船团和护航队体制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过去使用的高广船行这样纯民间性质的船运企业如今已经不能起到掩护作用――刘香和郑芝龙随时可能对这条航线上的所有船只发起无差别攻击。
海南岛上，除了琼山之外，北部各县已经相继落入澳宋之手，但是随之而来在各县进行政权建设需要的大量人员、物资的流通都需要大量的海上运力。而三亚开发对物资和人力的需求依然源源不绝，这使得船只的运力紧张起来。除了在进行反围剿的几个月时间里因为对外贸易中断，船只运力宽裕之外，从澄迈大捷之后，整个海上运力的呈现需求旺盛的局面，以至于到了十月，原先不作任何限制的近海运输载重吨分配也划归企划院统筹管理。
运力紧张是得依靠原先海军的中小型船只进行货运已经变得愈发困难。出海航行过于频繁使得船只和水手的工作状态变差，海损情况开始上升。
扩大船队成为执委会的一个共识，但是整个1630年，因为战争和开发三亚的关系，财政总监部对基础建设、陆海军、军备设施的投资占去了全年预算的一半以上。而直接用于造船的开销几乎为零。临高的航运业，几乎完全靠对旧有船只的进行维修改造来支持的。尽管从规模来说，临高的船队也相当可观，旧式帆船中的双桅/百吨以上级别的船只保有量有126艘，另有30～70吨的单桅船92艘。
这些船只全部归海军管理控制，一部分船只经过改装作为渔船使用，一部分安装了多少不等的火炮和打字机成为专业的作战用特务艇，另外一部分安装了少量的火炮，专门用来充当各种海上杂务，包括运输、巡逻和捕鱼。命名也很简单，只是简单的用注册港＋用途＋编号。诸如：“临特”、“临渔”、“临运”这样的名字。
21艘载重吨在200～500吨的船只――类似“琼海煤”这样的大型帆船，被授予了独立的船名――作为专用运输船集中使用，特别是前往越南的运粮船和前往三亚、香港的物资输送船，全部是由这些“大型船”负担。这些船只也有少量的武装，并且留有扩充武装的余地，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除了这些由海军控制的船只之外，在广州－雷州－临高的航线上，过去还有高广船行和海安船行两家船行的船只在航行，这些船只由殖民及贸易部控制，分别由广州站和雷州站进行管理。高广船行有12艘三桅大福船，分别以“广＋天干”和“高＋地支”的方式来命名，这些船只在广州－临高之间开办客货混装的定期航线，在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业务十分兴旺，二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前，一部分船只逃往临高，一部分被官府扣押没收。暂时还没有恢复起来业务。
至于海安船行的船只，全部是吨位较小的沿海用的盐船，原本主要是用来运输雷州糖到广州等地销售，除了运输糖之外，平时还将雷州的煤、木材和农产品运往临高等短途的海上运输。
尽管大部分的船只都由海军管理使用，在运输的方面的载重吨分配上实际由企划院具体控制。企划院的运输办公室里有专门的配载图和表格，精确到小时的记载各种货物的物流情况。
海军执行珠江口战役之后，大量船只被调走充当战舰和运输舰，使得整个临高的航运运力愈加匮乏。而两个中队的特务艇长驻香港使得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海军船队运力进一步缩减。
他们的迅鲸号自航甲板驳船在运量上非常的惊人，但是该船只能在海况较好的沿海区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