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方案是先把和谐轮的零部件标准化搞起来，然后通过订货来贯彻这个标准化体系。”施建涛说道，“广东的土著一开始肯定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是他们有追求利润的要求，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可量化的标准，同时帮助他们去达到这个标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生产了。”
中国企业在80年代以前在控制公差方面做得也比较差。在相对精密的航空工业领域，尚且无法完全做到同一型号飞机零件的互换使用。工业化的了三十年的20世纪中国尚且办不到，更不用说完全是手工业生产状态的大明造船业了。
邬德对此表示极大的疑虑。就他们的经验来说，本时空的手工业作坊，若不是直接处于元老们的管理经营之下的，不管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效率都和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实话说，我不大看好你的想法。这个过程太漫长了，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邬德说道，“你要提高土著造船厂的工艺水平，要做得培训和改装工作太多了。”
造船匠人大多不识字，部件的尺寸形状全靠记忆。传授技艺口耳相传，要给这样一群手工业者制定零部件标准，让他们按照一定的规格进行所生产，邬德认为投入太大了。
与其这样费心费力的培养他们，不如干脆吞并了土著造船作坊，把他们的人力全部合并进来，再按照新得模式重新培训工匠。
“实话说我对你的想法不是很乐观。”邬德说道，“土著的工匠我见得多了，手很巧，脑子也聪明，可是你要让他们看得懂度量衡，懂的现代度量衡的意义，而不是拿他们自己的手或者土制量具对他们来说就很难了。光这个再培训就要消耗很多人力和时间。你觉得我们等得及吗？归化民工匠是在我们的直接管理之下，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督促改正。你现在要向一个个独立的作坊去发号施令，让他们遵照一种他们根本不理解的制度办事――我很担心实际运作的效果。”
“你说得是。”施建涛知道邬德说得很有道理，他很难反驳，“不过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就算有百分之一的成功率，也会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的生产压力。把一些小部件包给他们去制造试试看，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邬德考虑再三同意了他的计划――不过限制他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尝试。
在施建涛的努力争取下，企划院终于向香港造船厂发出了建造24艘h-800的订单，均为标准型。按照要求，施建涛要在1631年底前至少完成三分之二的订单。
邬德开出了物资调用清单的批复件和造船经费的用款许可。
在年初的1631年度财政预算里，企划院得到了一笔买船或者造船经费，专门用来添置运输船队。这笔钱的一部分陆续拨给了临高造船厂，用来建造901拖轮和若干艘近海驳船。余下的款项因为船厂的生产能力有限，暂时还没有动用。
原本邬德打算将一部分款项换成外汇，从广东购买现成的大吨位的广船或者福船，但是因为元老院目前的“外汇”――白银储备偏紧，一时间还没有办成。
款子是以流通券计数的，但是施建涛地处香港，按照他的设想很多原材料又要从广东采购――流通券在广东的流通范围非常小，基本不出广州一城。流通券能够在广州小范围的流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紫字号的声威和财力。
一出城门，流通券就没有购买力了。所以邬德提醒施建涛，要到德隆银行申请一定的“外汇”用来支付从广东进口的原材料。
“现在对外贸易交流多了，粮食流通券使用起来实在有些不便。”邬德说道，“不知道财政金融口的人打算怎么弄下去。他们就是想着法子要省银子，可是有很多东西非得花银子不可啊。”
“我会节约闹革命的。”
“我把订单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准时完成。”邬德说道，“你知道，我原本打算从广东直接购买一些大型的广船和福船用来参加登州、浙江行动的。你要是搞砸了，事情就会变得很难收场，明白吗？”
“是，我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施建涛大声说道。
“保证对我没有意义。按时交船吧。”邬德把手摆了摆，“你要是办不到，我就只能提请执委会对我们属下的所有船只进行战时动员了，这样会严重影响到进出口和各驻外站的补给。”
施建涛要搞外包生产，这么一来自临高工业化建设伊始就被各位执委、元老反复强调了无数次工业标准化编制和管理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工业标准化编制和管理并不仅仅只有造船业或者工业企业需要。在企划院、总参编制的登州、浙江行动的方案的时候，他们已经遇到了大量物资的调动、运输、储存和分配方面的难题。
在开发三亚的行动中，企划院和军队就已经遇到了运输补给上的种种不便。尽管临高的工农业体系能够生产的产品种类和规格按照旧时空的标准还不如一个大卖场。但是在组织供应上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过了元老们的预期。
如果不是他们有一位对后勤工作至少有相当的理论基础的洪璜楠负责编制供应表，制定供应程序，开发三亚的供应工作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即使有专业人员坐镇指挥，在补给过程中也不时发生各种错误：急需的物资没有起运，而在三亚有大量库存的物资却运了一批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