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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大明宫紫宸殿的东暖阁内，也正在进行关于疫情的奏报。
圣人穿了一件赭黄地云龙袍，腰间系绛色金玉革带，头上戴着垂脚幞头，盘膝坐在雕漆卧龙榻上，身前置着一张紫檀栅足案，双肘搁在榻上正看一本紫绫奏章，白如冠玉的脸庞上表情严肃，显得不怒而威。
跪坐在下方的是一紫袍、二绯服官员。
紫袍官员年约六旬，方脸膛，颧骨高耸，眉直浓黑如一道泼墨的“一”，颌下短髯也是根根细硬，一副正义凛然的面相，这位就是靖安司的主事，靖安将军孟可义。
两位浅绯袍服的官员是孟可义的下属：左边是内安署中郎将侯敏中，今年五十一，跽坐在身躯魁伟的上司旁边显得很矮，却不是矮胖，而是精瘦，方眉下一双狭长的眸子，精光内敛，显见是个精干人物；右边是外安署中郎将潘载庸，年纪也是五十出头，一张团脸，嘴唇有些厚，面相有些拙，不知他的人便觉这位人如其名，是个憨厚的平庸老实人——如此想的多半都被坑得爬不起来了。
内安署全称是“对内安全保防侦事署”，与外安署只差一个字。两署的职责一内一外，内安署职司国内安全，包括国内反间情报搜集，对国外细作的侦查、缉捕，京城及地方各类情报搜集，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等等，长官中郎将为正四品，职权很重，是皇帝在朝廷内外的耳目——地方上的大事还没奏报到朝堂上，内安署的情报就已呈到了皇帝的御案上。
今年正月，内安署呈上的疫报就不止一份。
先是东海都护府的唐州、琉州，继而是岭南东道的广州，福建道的泉州，都有霍乱疫病发生。
这些疫报都是在扬州之前发生，但疫情远不及扬州，基本上只是出现了十几例就被当地官府严格隔离，控制起来。在地方奏报呈上来后，朝廷便只下令严密隔离病患，由本州医官局会同当地医家治理疫病，并没有派遣太医下去。因在太医署编制的《疫病防治大全》中，这种吐泻霍乱并不难治，而且传染性小，并不是那种令人色变的剧烈瘟疫，是一种每年都有的时病，不治而死者并不多，朝廷便只当成普通的时疫处理。
在内安署这些疫报之前，外安署就得了南方馆的一份天竺疫报。南方馆职司大唐南面的外国情报搜集，靖安卫多是以商人，游历文士、武者，或游方僧道的身份在国外活动，在天竺的靖安司呈报说：时值婆罗门教信徒延续四十二天的大壶节期间，朝圣地又流行了霍乱，死逾千人。
这份疫报并没有让靖安司惊诧。
因为天竺人每隔三年都会轮流在恒河岸的两个圣城举行朝圣沐浴，人潮涌涌，排泄没有规划，脏水横流，粪便遍布，很容易发生疫病，而霍乱就是每次大壶节都会发生的，少则死亡百人，多达上千人。
但这两个朝圣地处于天竺北部和西北部，西北圣地哈瓦距离云滇道还有三千多里，朝圣疫病对云滇道威胁不大。所以，南方馆今年初上报的朝圣时疫，朝廷也如往年般，按常例处理，谕令云滇道对西南边境实施入境查疫令，凡是被医官诊断为疑似带疫的，必须隔离至少半个月，确定无疫症后才允许入境。此外，便没有引起朝廷的其他关注。
但从扬州疫情爆发后，被朝官们讽称为“有着狗鼻子一样嗅觉”的靖安司便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情报人员“怀疑一切”的特质，以及“世上绝大多数巧合都必然有着关联”的思维，让他们能将时空隔得极远的人和事，也能分析出纵向横向联系来——这一分析，就分析出了不得了的事！
而在之后的十日内，南方馆潜伏在各国的靖安卫又陆续上报了暹罗国、细兰国、三佛齐国发生霍乱的情报，靖安司发现，这又是同样类似的症状，而且发生疫情的地方都是海港城市。
这无疑证实了靖安司的推测。
便有了今日的禀事。
圣人一边阅览着奏章里的详细分析，一边听着侯敏中的择要禀报。
“……《疫病防治大全》中的霍乱症状，其吐泻物皆是清而不浊，而此次霍乱的症状，包括天竺、暹罗、细兰、三佛齐，及本朝疫发之地，其吐泻物多是米泔水样，偶为黄水样或血水样，清而不浊者也有，但不占多数。臣等据此推测，这应该是同类疫病。而出现新的症状，或许是霍乱的起病原因不同，也或许是另一种新的、传染性更强的疫病。……臣等推测，本朝及南洋诸国的‘霍乱疫病’应该都是来自于天竺今次的朝圣时疫。而扬州不是海港城市，霍乱却是首先爆发猛烈的，染疫者又这么多，很可能是与疫病传染的方式有关。……”
圣人回思起扬州医官局的呈报：霍乱疫情起于内城积善坊马家的寿宴。
扬州巨富马天禄为其母作七十大寿，不仅在家宅里设寿宴庆贺，又在坊巷内大摆流水席，不止积善坊，邻近的那些坊，以及外城的贫户百姓都蜂拥而至，还有内外城的乞儿也涌来了，三天流水席从早到晚，满满当当的都是人。
疫病首先就是从马家所在的得福巷开始，之后三日内，内外城十几个坊都出现了这种病人，加上还有扬州内外城的乞儿——在发现第一例霍乱病患时，这些吃流水席的乞儿中应该就有发病的了，但没钱看不起病，多半是死在哪个角落里，而这些病发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