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对这种不合理的事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使他至今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他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1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2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等等。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觉得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1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基督教。
2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维奈——十九世纪瑞士神学家，霍米雅科夫（1804—1860）——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立场承认基督教义。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他是个怎样的人。尤其是在他急不及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空前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心里十分悲哀。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一阵高兴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表示再要见面，却没有找机会会晤，结果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这类奇闻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住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都使他闷闷不乐。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诚前来向女儿的救命恩人道谢，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她们不会向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光临。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但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