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解放后，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沪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在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岭南沿线一带。
地域的关系，这里出逃的人数最多。尤其是鹏城当时还叫宝安县，这里成了无人村，十室九空，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66年，十年动乱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鹏城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羊城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鹏城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岭南、鄂、湘、赣、桂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员，甚至*干部。有一份来自鹏城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羊城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80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鹏城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逃了三十年风潮骤然停止。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特区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
贺军尧对这些非常的清楚，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老人是亲身经历者，而他可以查阅很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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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时候的事，笑了笑，“想当年三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随之脸色又沉重下来，“回头望着来时的路，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在黎明前的一丝曙光中看的人心里发毛。”
老人语气沉重的说道，“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鹏城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我记得听后来偷渡者说，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