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4日，板垣被赶出最高决策层。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一任参谋长，辅佐西尾寿造大将，他为结束自己发动的战争进行了最后一搏。
进行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要求亲自飞往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面见蒋介石，只求保住伪满洲国和日本在长城以内的商业利益，日本就撤军。
39年是个变化最多的一年，9月更是，不管国内还是国际上。
其中，国内最轰动的莫过于“汪记”的开张。
早在5月初期，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总算结束了一段逃亡之旅。
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
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
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港。
汪精卫于5月底，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
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
直至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
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
自6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
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性。
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
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
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
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
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占区，大小汉奸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少响头啊!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
在上海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