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文学>军事历史>逆水行周>第一百零六章 中与不中

州学讲堂,如今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一为经学名家刘炫,坚持孔壁古文《尚书》为真,一为黄州总管司马杨济,质疑如今流传孔壁古文《尚书》的真实性。

微妙之处在于,杨济质疑的,是“如今流传”孔壁古文《尚书》的真伪,也就是说,他把先汉孔安国所献孔壁古文《尚书》,与东晋时重见天日的孔壁古文《尚书》分开了。

在那个时代,杨济读过明代梅鷟编纂的《尚书考异》,作者在书中对从唐代开始认定为真的孔壁古文《尚书》进行质疑,认为此版本实为伪作。

这个版本的‘原件’,就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据其自称是孔壁古文《尚书》。

破绽之一,西阳王宇文温已经率先质疑,那就是如今流传的孔壁古文《尚书》,其序(说是孔安国所作)的内容自相矛盾。

而刘炫的看法孔《序》所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即‘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即‘五典’,说的是常道。

又解释说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

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谓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

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杨济没有纠缠,随后展开新的进攻:孔壁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前三句有问题。。

“允执厥中”为尧所说,详见《论语·尧曰第二十》,为圣人之言,而其余三句,是抄袭于《荀子》。

杨济认为,《荀子·解蔽篇》中引用《道经》所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而伪造《大禹谟》的人,把“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中的“之”改为“惟”。

至于“惟精惟一”,则是源于自荀子一系列论述内容而得,《大禹谟》里四句话有三句是抄的,其真实性让人怀疑。

刘炫不以为然,因为他的看法是:这三句话到底是谁抄谁还难说。

《荀子》一书,多出引用《道经》的内容,《道经》为何书?刘炫认为就是《尚书》的尊称,因为《虞书》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

《尚书》难道当不起有道之经的称呼?

对于这个说法,杨济立刻进行反驳,他还是用《荀子》作为反击的武器:《荀子》引用的书籍很多,引用《诗》则曰“《诗》云”,引用《书》则曰“《书》云”。

那么引《道经》,说明《道经》就是《道经》,没有尊称,不然为何引用别的书籍都没有尊称,何故引用《尚书》就要尊称?

《尚书》是六经之一,凭什么其他书没尊称,反倒是六分之一的《尚书》要用尊称?

由此反驳刘炫的说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两句,并不是《荀子》引述《尚书》,而是《荀子》引述《道经》。

而最后一句“允执厥中”,杨济认为这不过是中原(河南)方言,河南方言说事之当可者即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

其所谓“中”、“不中”,如同南人所说“可”与“不可”,“好”与“不好”罢了。

“允执厥中”的“中”,无论身份贵贱谁都能说,本来就无所谓深玄高妙,结果作伪者不知道其“中”为一方言,故而连带着抄来的三句,连成四句共十六句圣人心法,简直是可笑之极。

‘真的假的,这样也行!’宇文温闻言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杨济上场之后,他根本听不懂辩论双方在说什么,可如今杨济说到“中”与“不中”,他终于听懂了!

浓浓的河南口音“中”、“不中”,对于宇文温来说真是太形象不过,毕竟千年之后,河南话也是这样说的,上古时期,几位圣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不就是黄河流域么?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自称是为孔壁古文《尚书》,不才认为,身居南方的梅赜可能不通中原河南方言。”

“梅赜有作伪之嫌,极有可能是伪造《大禹谟》时,把‘允执厥中’与别处抄来三句合作四句十六字,编作圣人之言!”

杨济此言一出,满堂哗然:你居然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大禹谟》是假的!

“兄长,这这...杨司马所说,似乎很有...哎?”

刘文起想和身边的兄长刘文静交流心得,发现兄长竟然呼吸急促,双拳紧握,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讲台上的辩论双方,口中念念有词:

“果然,果然!当年读书时,怎么看都觉得这四句十六字有些古怪...

“兄...兄长...”刘文起见着兄长如同入魔一般,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他学《尚书》学得还不精纯,有时候得拿着书翻看才能与人讨论。

方才辩论双方言辞之激烈,他手上没有书,思路根本就跟不上,环顾左右,发现许多人已经入定,有的人则是拿着炭笔在白纸上快速的写着什么。

刘文静回过神来,扯着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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