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九岁的时候在巷子里捡到我,说我像条狗。

我那时候蹲在垃圾堆里——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嘴里是没咽下去的剩饭,她蹲在台阶上,姿势很不雅,宽大的衬衣下摆盖住了大半的身体,叼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眯缝了眼吞云吐雾。

“哎。”

她没有名字,没有来历,没有伙伴,没有去处。我站在屋檐下与她面对面,腿并得很直,把油腻的手在裤子上抹了又抹,乌黑的一双眼中间凑了几颗难看的雀斑,丑得引人发笑。

她也笑了,声音很快活。

我紧紧拉住她的衣角,怀揣一份毫无头绪的愚蠢执念,坚信她会带我走。

她长长的黑头发从肩膀一直披到手臂上,两只手都只有中指涂着黑色指甲油,看上去像是某种满怀恶意的宣扬。她用粘附着焦油味的手擦去我脸上的脏污,弹我的额头,我没躲得开,脑门儿上清脆的挨了一下。

“你想当我儿子啊。”

我跟着她,从淤积着脏水的坑洼里踩过去,水从走破了的鞋底里灌进来,冰得我几乎站不稳。她终于肯回头,风把她的眼神拂乱了。

“你跟我姓,叫夏息吧。”

我曾经以为,只是曾经,以为在我和这个世界有了联系之后,一切流离和苦难都会因此画上句点。

然而事实告诉我,只要活着,我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正无穷。

比如没钱,被欺负,玩音乐,考试落榜,以及,未来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原谅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童年。关于童年我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感受,只记得夏皆在把我领回家洗澡的第一天就告诉我,我也是个离家出走的,你跟着我还是得吃苦。

那个年龄的我对此毫无概念,看似命硬的梗着脖子说我不怕。

我很诚实,我只是不想一个人。

再者我觉得,她身上可能存在着某种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她没有像大街上的其他人一样漠视我,推开我,喝骂我,而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这恐怕是救赎。

所以我跟着她了,就这么简单。

就算跟着她受苦也无所谓。

穷和孤独。后来我才懂得,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缺乏,是无药可救的饥饿,和让人想出卖尊严的绝望。

我憎恶它,又打心眼儿里畏惧着它,可当我不得不为了活下去低着头的时候,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看向地面。

——那里除了我的影子,什么都没有。

我六岁那年,夏皆为养活我做起了生意。

简单又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卖杂货。

把巴掌大的店面盘下来花掉了她身上所有的积蓄,装修好的那天她挺开心的,抱我坐到柜台上,让我和那条街上的邻居们打招呼。

拥挤的旧城区里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处境。我被迫接受了一轮摸头搓脸之后,如愿以偿的被一个络腮胡子叔叔弄哭了。

大家还都围着我笑。

我本来特别烦,直到隔壁卖烤白薯的阿姨拿了一个烫手的烤白薯塞给我。

我那时觉得这世上的一切怨恨都可以用吃来抵消。当然,现在我偶尔还会这么想,但还得防备着下一秒会被什么闻所未闻的不幸砸到头顶。

比如我好不容易走后门报上了户口,又没钱念书。

因为我是真正信手拈来的“黑户”,夏皆愁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户口。好在有人愿意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那条街上一个还算有点影响力的地头蛇。

他把写着我名字的户口本交给夏皆手里的时候,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那双本来就让人难以寻觅的眼睛都快挤没了,说,小夏啊,事儿给你办成了。

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小人书,听见声音就仰起头,目光落在地头蛇嘴里那颗闪闪发光的金牙上,我妈倒是没抬头,她说,谢谢啊大哥,那什么,多少钱,我能负担得起都会给你。

这个地头蛇叔叔说,钱不要了,你人跟我行吗?

我妈的眼睛终于舍得从计算器上移开了。她正在算店里今天的收入,如果有富余的话晚上也会增添不错的菜色,甚至是晚饭后的汽水和冰棍儿。

但她现在完全考虑不到那个了,我见她细长的眉毛抖了抖,嘴角向上挑起来,可是怎么看都不像笑。

地头蛇叔叔还用一种势在必得的表情等着,仿佛我妈很快就因为感动而投入他的怀抱,他的表情甚至隔空感染了我,让我莫名的有点儿期待。

可事实是我妈从裤兜里掏出一沓红票子——我也看不清具体多少,客客气气地,甩到那叔叔胸口上。

“对别人尊重点啊你妈了个逼的。”她笑盈盈地说。

夏皆那时二十啷当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纵使言语上冲撞,她却总有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气;看得出她脾气不好,我刚跟着她的时候也担心做错了事被责骂,又带着点试探底线的意味,基本上,我不是那种有恃无恐的小孩儿。

因为怕被赶走,我每天都勤勤恳恳的学做家务,想学《三毛流浪记》里描述的那样,一个瘦得跟牙签儿似的小崽子,顶着一个和自己身材全然不配的大脑袋,走街串巷地送报纸,就差干回自己的老本行捡垃圾了。

街坊邻居们许是看我有趣,不当回事儿,怀抱着对小孩子特有的慈爱与善良,将送牛奶的光荣使命交付于我,于是在小学开学的前一个暑假,我蹬着一辆二手自行车送了三个月的牛奶,后脖子都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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