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新国际机场。
一群中国人从到达口出来，站在外面依依不舍地告别：
“小冯处长，再见，咱们回国见！”
“胥总工，再见，注意保重身体！”
胥文良与冯啸辰二人握了握手，又互相交换了一个微笑的眼神，便各自随着自己的队伍而去了。
按照与三立制钢所签订的协议，秦州重型机器厂派出了由胥文良带队的一支技术团队，前往三立制钢所参加轧机设计工作，从头开始亲身体会三立制钢所的轧机设计流程，学习他们的设计经验。
冯啸辰跟随的是另一支队伍，这是一个大化肥设备考察团，组成人员非常复杂，部委方面包括了国家计委、经委、农业部、机械部、化工部等等，地方上则有几个省的政府官员，企业方面则包括了五六家大型化肥厂和四五家化工设备制造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如果要从专业上划分，大致是两个阵营，一个是用化肥和造化肥的，另一个则是制造化肥设备的。
这个考察团的任务，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地方官员和化肥厂方面提出的是考察日本的化肥设备制造情况，进而直接引进大化肥设备，尽快形成化肥生产能力。机械部以及几家化工机械厂方面则认为应当引进化肥设备的制造能力，以便实现大化肥设备的国产化，以后想建多少家化肥厂，就能够建多少家了。
计委、经委、农业部、化工部等方面则是态度模棱两可，既有支持买设备的，也有支持引进设备制造能力的，更有在中间抖机灵的，说可以买几套，再自己造几套，这样两边的想法都可以兼顾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化肥的需求量一向是非常大的。从50年代开始，我国引进苏联技术，逐渐形成了年产1万吨级至5万吨级的中小型氮肥设备生产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五小工业”中的小化肥体系。
而在此时，国外的化肥生产技术却已经走向了大型化，年产30万吨合成氨装置成为流行趋势。大化肥与小化肥在能耗方面差距极大，据测算，年产30万合成氨的大型装置吨氨电耗为38度，而年产5000吨的小型装置吨氨电耗为1363度。不同的消耗水平带来了成本和利润的巨大差异，在80年代初，大型厂生产的合成氨每吨利润为130元，而小型厂每吨仅为27元。
此外，国产氮肥主要为含氮量较低的碳酸氢铵，也就是农民俗称的碳铵，含氮量仅为17，国外普遍使用的则是尿素，含氮量为48，肥效上的差异也是极其明显的。
70年代初，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中国开始大量从国外进口尿素，花费了大量的外汇。为了摆脱这种困境，70年代中期，国家从美国、荷兰、法国、日本等国家引进了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的大化肥设备；70年代末，又追加了4套同等规格的设备。
然而，仅仅依靠这17套引进设备，并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农业生产对于化肥的需求。农业部和化工部估计，到本世纪末，国内农业生产需要的化肥按折纯量计算将达到4000万吨以上，综合考虑大中小型氮肥以及磷肥的结构，国内至少还需要新建30套以上的30万吨合成氨装置。
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买设备和造设备的两派，而且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造设备是国家定下的大方向，冯啸辰所在的重装办就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在重装办负责的11项重大技术装备中，就包括了大化肥这一项。国家明确提出，大化肥设备是保障国家农业安全的重点装备，必须自己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张自己造设备的一方是有着“政治正确”这把尚方宝剑的，说话也有底气。
然而，主张买设备的一方也有充分的道理。买一套设备进来，3年就能够投产，为农业生产提供急需的尿素。而如果选择自己造设备，从消化吸收到技术成熟，没个十年八年是办不到的。在这段时间里，农民需要化肥，如果国家不能提供，那么就意味着粮食无法增产，饿着了10亿人的肚子，由谁负责？如果由国家提供，那么就只能是依赖进口，同样要花费宝贵的外汇。
一吨尿素的进口价格按100美元计算，年产52万吨尿素的装置早一年投产，就能够节省5000万美元的外汇支出。如果等待国产设备，哪怕只是耽误五年时间，损失的外汇也会高达2至3亿美元，而这些钱已经足够引进五套设备了。
有一个历史数据，从1971年至1985年，国家引进17套大化肥设备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设备，花费的外汇为10.6亿美元；而1988年一年进口化肥的用汇就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是抓紧时间引进设备替代化肥进口，还是宁可进口化肥而不进口设备，为国产设备让路，这道选择题恐怕并不难做吧？
“造不如买”这句话，如果不掺杂进意识形态上的标签，在有些时候的确是有道理的。
除开这些能够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大道理，还有一些不能说出来、但又谁都知道的小道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比前面的大道理还要关键。
与轧机不同，大化肥设备的引进价格并不特别高。70年代中期，中国引进的1700毫米热轧和冷轧生产线，总投资是38.9亿元人民币，而同期引进一套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的生产装置，投资仅为3亿元。前者因为投资额巨大，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必须由国家出钱，所以经委可以强制要求必须是“联合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