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定猜得没错。《工人日报》在报道了阮福根事迹的第二天，紧接着便刊登了一篇评论，题目叫《论“愿立军令状”的企业家精神》。作者在开篇声称自己是看了前一天的报道，有感而发、不吐不快，随后，便开始长篇累牍地讨论什么叫作勇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等等。文中还特别提到了前一篇报道中写过的“少数国有企业领导人”，批评他们缺乏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创新意识、迎难而上的意识等等，难以成为国之栋梁。总之一句话，那就是把前一篇报道中遮遮掩掩不好意思说出来的东西，在此全都挑破了。
文章的署名是国家社科院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但程元定他们用脚后跟去思考也能够猜出，这肯定是重装办授意写的，甚至有可能是重装办让人先写好了，再请这位经济学家署名背书。毕竟有关阮福根的报道是头一天才刚刚刊登出来的，一夜之间就有了评论稿，真以为经济学家都是闲得没事干的人吗？
这还没完。到第三天，报纸索性辟出了一个整版，讨论有关现代化建设中企业家责任的问题，参与讨论的有经济学家、部委官员、企业领导甚至普通百姓。后者的意见是以所谓“读者来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打头便是一句“我是一名有着30年工龄的老工人，看过……之后，感慨万千，不吐不快……”
“尼玛的不吐不快啊！”
程元定差点把一口老血给不吐不快出来了。都是照着领导意图写的稿子，还装什么不吐不快的梗，像是多么有正义感似的，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罗翔飞这是打算干什么呢？凭这样几篇文章，就想让咱们就范？”
“我看啊，他就是在隔空喊话，等着我们回答呢。”
“老子就不理，他能怎么样？反正来京城也这么多天了，厂子里还一堆事情呢，我明天就回去，让他唱独角戏去！”
“呵呵，你以为你真的能够一走了之？”
“他还能怎么样？”
“报纸上连发了三天文章，是个领导就能看出味道来，咱们如果不吭声，上头会怎么想？”
“……艹，这不是要逼良为娼吗？”
“……”
厂长们叫骂了一番，声音却是越来越小了。谁都知道，报纸是有关部门的喉舌，不会随便说话的。既然报纸这样说了，就表明有关部门对此事非常重视，领导很生气，事情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你装聋作哑是混不过去的，因为领导的上面还有更大的领导，这些更大的领导也会看到报纸上的内容，必然会表示关心。你如果不作出一点反应，就是给你的领导添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特喵的，看来咱们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有人怯怯地开了头，说出了大家都在想却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
“是啊，没办法，谁让人家官大呢！”
“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我看纯粹是瞎指挥，咱们要不就先去跟重装办把协议签了，回头等着他们的笑话就好了。”
“哼，那个什么敢立军令状的暴发户，我看迟早要出事，到最后还得咱们这些骨干企业给他擦屁股。你信不信，重装办肯定要求到咱们头上来的。”
“我才不理他呢，签完协议，我就照着协议做，协议之外的事情，我一概不接，不是说什么商品经济意识吗，老子就给他来个正宗的。”
大家纷纷发着牢骚，同时期盼着阮福根之类的乡镇企业出点问题，以便让他们出口恶气。不过，牢骚发完，大家也就没啥好说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前往重装办，去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同时签下用他们私底下的话说叫作“丧权辱国”的责任书。
“罗主任，我们可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一点折扣都没打。到时候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
“老罗，我也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要不我们宁可不接这桩业务。我可是把乌纱帽都押在你这里了，你可别让老哥我坐蜡啊。”
“谢处长，我怎么听说你们那个先进典型，叫什么阮福根的，只接了点二类容器的任务，到我们这里怎么就成了三类容器了？怎么，他再敢立军令状，也不敢接三类容器吧？”
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话，有的是找个说法给自己遮羞的，有的则是在妥协的同时还叫叫板。罗翔飞吩咐自己的手下，对待这些前来签约的企业，一概要笑脸相迎、骂不还口。只要他们肯改变初衷，让他们赚点口舌上的便宜又有何妨呢？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是此前被程元定、邓宗白他们裹胁进去的人，这些人的本意并不想与重装办为难，他们觉得做事情之前签个保证协议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不值得恼怒。在此前，因为厂长们要抱团取暖，这些人也不合适去当出头鸟。现在大家都怂了，他们也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一个个在签完协议之后还要到罗翔飞那里去坐坐，解释一下自己此前的不坚定。
除了这些骨干企业之外，全国各地的不少中小型化工设备企业也闻风而动了。阮福根的事迹还是挺有号召力的，一些苦于自己的企业缺乏发展机会的厂长、经理们，在看过这篇报道之后，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刷声望的好机会，因此也纷纷来到京城，前往重装办了解具体的事项，询问是否能够给他们分得一杯之羹。
罗翔飞把任务交给了综合处，谢皓亚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