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由重装办协调，国家从美国著名矿山机械制造商海丁斯菲尔德公司那里引进了40辆150吨电动轮自卸车。按照合同规定，这40辆自卸车中间的20辆在美国原厂制造，另外20辆则交由罗丘冶金机械厂制造，海菲公司需要向罗冶转让全部的制造技术，并发放制造许可证。
这种方式，便是80年代非常流行的“市场换技术”方式，海菲公司想要获得中国市场，就必须拿出技术来进行交换，否则中国就会转向海菲公司的竞争者去采购这批自卸车。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家，提出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不会得到响应的，但中国却是一个让各家装备巨头都不敢轻视的大国，谁都无法想象失去中国市场的结果，因此市场换技术这种方式，便非常普遍了。
当然，国外装备企业答应向中国转让技术，还存着另外的一些想法。有些企业觉得中国技术水平低，不可能真正掌握这些高端技术，他们即便是答应转让技术，最终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还有一些企业则所图更大，他们向中方转让七八成的技术，留下少数关键技术，用于卡中方的脖子。例如，一台设备中间少数几个部件的制造技术，外方是不转让的，中方如果要自己制造这种设备，就必须从外方采购这几个部件，而外方则可以把这几个部件卖出一台设备的价格，赚取更大的利润。
类似于这样的把戏，欧美国家的企业对东南亚、南美的一些国家也都采用过，而且屡试不爽。
罗冶接受海菲公司转让的150吨电动轮自卸车制造技术，中间也涉及到一些对方不同意转让的关键技术，这是没办法的。不过，海菲公司并没有因为对这些关键技术的垄断而获得好处，因为罗冶并不是菜鸟，它是曾经自主研发过120吨电动轮自卸车的，有着非常厚实的技术积累。在消化了海菲公司转让的那部分技术之后，罗冶组织技术攻关，突破了若干项海菲公司封锁的技术壁垒，实现了关键部件的国产化。
如今，罗冶独立生产的150吨自卸车，与从海菲公司原厂进口的已经相差无几，而价格却低了两成左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采购罗冶的自卸车不需要用到宝贵的外汇，这对于外汇极度紧张的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
罗冶的厂领导们信心满满，觉得有了150吨自卸车这样一个神器，罗冶未来20年都吃喝不愁了。可谁曾想，技术上突破了，市场却没有拿到。罗冶原本计划每年在国内市场上销售40辆以上的150吨自卸车，结果去年拿到的订单连20辆都不到，这其中还多亏当年冯啸辰替他们拿下了红河渡铜矿。由于冯啸辰折服了红河渡矿务局的老局长邹秉政，红河渡铜矿成为罗冶的铁杆用户，去年不到20辆的订单中，就包括了红河渡提供的8辆。
眼看着没米下锅，罗冶的厂领导慌了神，开始进行紧张的公关，派出人员前往各处矿山联系感情，推销自卸车。王伟龙因为曾经在经委冶金局借调过，是罗翔飞的老部下，因此被厂长指派前往京城来找重装办帮助协调。也正如罗翔飞说的那样，王伟龙到京城之后，除了找罗翔飞诉苦之外，还真的去社科院找过冯啸辰，只是因为冯啸辰外出开会，两个人才没有碰面。
“老王，我现在只是一个穷学生，你找我干嘛？”
看着被罗翔飞用电话叫来的王伟龙，冯啸辰笑呵呵地问道。
“当然是找你去救场了。”王伟龙道，“上次你去红河渡，说服了邹局长，现在邹局长成了我们罗冶的坚强后盾，不但向我们采购自卸车，还拿出一笔钱和我们合办了一个红河渡矿山机械研究所，几乎是无偿地帮我们做工业试验。我们厂长说了，请小冯你辛苦辛苦，帮我们再联系十家八家像红河渡这样的矿山，我们的业务就足够了。”
“老王，你杀了我吧。就一家红河渡，我差点没让老邹把我给废了。你以为说动一个老邹这样的老领导那么容易？还十家八家的，你以为我是诸葛亮呀？”冯啸辰没好气地斥道。
王伟龙那话自然是开玩笑，红河渡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像邹秉政这种有大局观念的单位领导并不好找。就算能够说服几个单位领导，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像邹秉政这样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如果是集体决策，绝大多数的企业是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这也是时下的主流了。
“其实吧，我这次到京城来，主要还是想走重装办的门路。”王伟龙转了话头，对罗翔飞说道，“罗主任，当初引进150吨自卸车项目，是重装办牵头的，引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重型自卸车的国产化替代。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重装办交付的技术研发任务，而且投入巨大的资金采购了设备，建立起了生产线。这个时候各家矿山不愿意接受我们的产品，重装办有义务出来帮我们协调啊。”
罗翔，我哪里不知道？重装办这几年主持引进的装备技术，你们是消化吸收最好的一家。当然，这其中也有客观原因，毕竟自卸车的技术复杂程度，与大化肥、火电机组这些相比是差得很多的。你们率先实现了设备的全部国产化，重装办无论如何都是应当把你们这个典型给树起来的。
可现在的形势，你也是知道的，矿山的管理权也下放了，我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对矿山发号施令。就算是过去，我们要说服矿山接受国产装备，也是需要费一些口舌的。现在的难度就更大了。不瞒你说，这几天我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