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企业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变一个企业出来嘛。”
听到吴仕灿的话，冯啸辰笑呵呵地回答道。
“变一个企业出来？”吴仕灿心念一动，“小冯，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装备工业公司建立起来？”
关于成立一家工业装备公司来协调全国装备研发的思路，罗翔飞曾经向冯啸辰说起过，同样也对其他的中层干部说起过，重装办内部对此事已经是无人不知，唯一的悬念只是在什么时候启动这项工作而已。
把重装办的职能转到公司去做，这不是罗翔飞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而是与经委领导充分讨论之后才提出来的思路。经委领导认可此事，也是出于无奈，因为重装办的工作已经越来越难开展，如果不采取一些新的措施，重装办就只能是名存实亡了。
国家最早提出重大装备研制计划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占主导的年代，重装办作为由经委牵头，十几家职能部委作为主办机构的单位，权力是很大的，全国的装备企业都要买重装办的账。在那段时间里，重装办要想推动一项工作，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随着国家逐渐转向商品经济，各部门、各地区都在积极推进扩大企业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尤其是在国家部委层面，对下属企业的控制权更是一缩再缩。有些职能部委自己都已经改成了工业公司，原来的部属企业就更是不在乎上头的意见了。
说下属企业不在乎上级，也是相对的。在不涉及到利益冲突的时候，下属企业显得很乖巧，机关或者总公司的人下去考察，都能够享受到好吃好喝的接待。但如果涉及到利益问题，人家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婉拒你的要求都算是比较客气的，遇到横一点的，直接就给你一个冷脸，让你灰溜溜地下不来台。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要想做点事，就非常困难了。他们手里当然也有一些大杀器，要和下属企业撕破脸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力量的。就如前两年北化机的程元定和重装办叫板，结果就被经委找了个名目给撸下去了，还把他的问题移交给了司法机关，让他蹲号子去了。但这样的手段又岂是能够随便拿出来用的，偶尔用一回，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也就罢了，真的三天两头去抓企业领导，还不得闹出乱子来。
再说，程元定所以会落马，也是因为他屁股上的确不干净，让冯啸辰他们抓着了把柄。大多数的企业领导不会像程元定那样嚣张，他们最多是吃吃喝喝，照顾个把关系户之类，并不算什么大的过错，上级机关又岂能凭空找他们的麻烦呢？
形势变了，管理模式自然也就要跟着改变，这就是改革时代的特征了。鉴于重装办对下属企业的行政管理权已经严重弱化，经委便提出了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问题的思路，设想在重装办之外再成立一家国家装备工业集团公司，以企业化的方式来协调重大装备研制工作。装备公司与重装办将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方式，该用行政手段的时候，就用重装办的牌子，该到用经济手段的时候，就用装备公司的牌子。这样一来，工作的手段多了，做事也就能够游刃有余了。
想法有了，但具体如何做，还得重装办这边来拿主意。罗翔飞只知道这是一个好点子，但在细节上还想不明白。商品经济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家公司做好。
冯啸辰是一个从市场经济年代里穿越过来的人，对于如何用经济手段来达到管理目标，有着许多别人不具备的经验。罗翔飞找冯啸辰谈过几次，听冯啸辰说了一些想法，感觉很有启发。他曾向冯啸辰说过，一旦这家公司成立起来，要聘冯啸辰当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至于说总经理，那当然是由罗翔飞来担任的，这一点谁都清楚。
听冯啸辰说要变一家企业出来，吴仕灿便敏感地想到了装备工业公司这件事。他原本以为这件事怎么也得酝酿几年时间才能有些眉目的，但听冯啸辰这个意思，似乎是希望这家公司马上就能够成立，以便承接他们这次在非洲拿到的订单。
“咱们成立一家公司，从非洲承接业务，然后再把业务分包给各家装备企业，这不就是我们理想的管理模式吗？”冯啸辰说道，“要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问题，首先就是手上要有钱。商品经济年代里，没有钱一切都是空的，说话不会有人听。”
“这样也行？”吴仕灿目瞪口呆。他早知道重装办要成立公司的事情，但对于公司如何运作，他是一点想法也没有，充其量就是觉得以后也许应当把一些国家拨款变成商业合同，加一些奖惩机制之类的。但国家通过重装办下发的拨款本身也并不多，就是一些科技专项资金啥的，一年几百万的样子，分到各家企业头上也就是点毛毛雨，起不到左右企业经营行为的作用。
吴仕灿经手过的最大的一笔钱，是冯啸辰从德国弄来的装备科技基金，那笔钱有高达一亿元之多。但这钱其实是属于基金会所有的，重装办只能算是过路财神，不可能把这钱当成装备工业公司的钱来花。
现在，冯啸辰却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由重装办出去揽业务，再把这些业务分包给各装备企业做。总包与分包的这种模式，吴仕灿是懂的。能够担负总包业务的企业，都是极有实力的企业，如日本的秋间会社、森茂铁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