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啸辰这段时间频繁地在中欧之间来往，博瓦德给他打电话，约他进行第二次会谈的时候，他正好与韩江月在荷兰的道林公司考察，协助韩江月完成新液压对道林公司的并购。
道林公司是欧洲一家老牌的液压件生产企业，此前的主打产品是风机减速器。上一次，欧洲风机企业前往中国调查中国风机制造商的生产情况，道林公司的总裁奈伊也去了。在同样生产风机减速器的中国新民液压公司，奈伊看到了比道林公司更为壮观的生产线，了解到新液压的减速机制造成本不到道林公司的一半，而且随着更多新设备的投入，其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
看到这种情况，奈伊果断地做出一个决策，关闭了道林公司在欧洲的工厂，把所有的订单都交给了新液压代工。他测算过，即便在向新液压支付了一笔代工费之后，道林公司在每件减速机上获得的利润，还是比过去提高了一倍有余。
按照奈伊的想法，道林公司在放弃生产之后，将主要专注于研发和销售，其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都是设在欧洲的，这能够保证大多数的利润都为欧洲人所获得。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却很骨感。在把生产业务全面转移到中国之后不到半年时间，道林公司的研发部门就陷入尴尬的境地。许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工程师到现场去处理，而从欧洲派人到中国去指导生产，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情。一开始，工程师们对于到中国出差还有一些兴趣，等每个人都跑了几趟之后，大家就把出差当成了负担，每次都要抓阄决定派谁前往。
再往后，更大的问题出现了。由于与生产环节脱节，道林的欧洲研发中心根本无法掌握技术动态，有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思路，无法反馈给研发中心，而研发中心的一些想法，往往又会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相比之下，新液压自己的研发中心反而能够随时追踪技术热点，屡屡能够顺应生产要求，提出解决方案，把自己的欧洲同行给压在了下面。
迫于压力，奈伊最终不得不决定把欧洲研发中心的一部分迁到中国去，直接与生产环节相挂钩。一个部门迁过去了，其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又成了问题，于是其他部门也陆续迁到了中国。因为大多数欧洲工程师并不愿意离乡背井，长期在中国工作，所以道林研发中心在欧洲辞退了一部分工程师，转而招募了一大批中国工程师在中国研究中心工作。
再往下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奈伊发现，自己维持一个远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把这个研究中心与新液压的研发中心合并起来，或许效率更高。至于道林公司的欧洲总部，要不就专注于做市场开拓好了。
“就这样，奈伊成了我们新液压的欧洲代理商。他既卖道林的减速机，也卖新液压的减速机，相比之下，反而是卖新液压的减速机更赚钱。”韩江月呵呵笑着向冯啸辰介绍道。
“奈伊这算不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呢？”冯啸辰调侃道。
韩江月说：“其实，奈伊不这样做也不行。他原来想保留在欧洲的研发中心，但他的工程师薪酬比我们要高出好几倍，就算他们经验比我们新招聘进来的大学生要更多一些，我们三四个人和他们一个人竞争，他们肯定也是比不过的。与其硬撑着，还不如把研发工作也转包给我们。”
“我们原来说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现在这种优势转移到了工程师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发成本要比西方国家低得多。”冯啸辰总结道。
在有些人心目中，技术研发就是一个天才对着墙壁发呆，然后突然灵光一闪，于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就出现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批评中国的大学生缺乏创新能力，号召从小学开始就要减负，让孩子们多弹点钢琴，多看点莎士比亚，据说这样能够培养灵感。
而事实上，技术研发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堆钱和堆人，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就是不断地做实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中找到正确的路径。要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多少灵感，需要的是能够堆上去几百、几千名工程师，让他们像搬砖的民工一样堆积经验，直至成功。
计算机专业的人员常戏称自己是“码农”，其实是有道理的。编程也是一项研究工作，但这项工作一点也不浪漫，同样也不惊险。绝大多数的算法都是固定的，程序员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算法堆砌起来，变成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程序。
设计一辆汽车或者一台机床的过程，与编程并无二致，同样是把若干已经固定的模式组合起来，让它达到最优，而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大量具备基础知识同时价格便宜的工程师。
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中国高校每年招收的新生人数以两位数的百分比持续增长，迄今已经培养出了数千万的理工科人才。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水平与爱因斯坦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但他们足以胜任一家工厂里日常的技术研发，假以时日，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成为熟练的工程师，其水平堪与欧美同行媲美。
以千万级别计数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就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形成的新的人口红利，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的。
“这一次，我们打算买下道林公司在欧洲的研究中心和几家工厂，未来我们会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