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在法，倒是与张慎言的差不多。
他在奏折中说，开放东南沿海的这些通商口岸，会导致东南沿海局面继续重视商业贸易而忽视粮食生产。他的意思是，东南乃朝廷钱粮重地，但却耕地有限，重商的结果必然导致轻视忽视农业，一旦东南粮食短缺，那么运往北方的漕粮也就会减少，长久之后就会导致北方饥荒。
客观地说，这个郑三俊的确不愧是户部尚书出身的人，对这些问题看得还是很透彻的。
大明朝廷的粮食安全到了明末的时候，的确是过于依赖江浙、湖广等地了，而当时的北方因为连年天灾*，粮食生产难以自给自足，半数依赖东南漕粮，若是东南漕粮不继，北方包括京师也肯定会大乱。
但是对此，崇祯皇帝自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所以根本就不担心。
最重要的是，郑三俊和张慎言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及他们的担心，即使在没有开海的明末崇祯年间，也依然变成了现实。
因为东南商业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在明末的时候，是一个难以避免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靠堵是堵不住的，除非像后世满清入关之后所做的那样，把江南长三角一带遍地的巨商富贾杀干净、抢干净，要不然根本阻挡不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趋势。
所以，对崇祯皇帝来说，与其什么也不做，坐等同样的结果出现，还不如干脆开海通商，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至于钱士升和惠世扬这两个人的观点，与京师朝堂之上的这几个人大同小异，惠世扬是反对农商并重或者重商政策，认为开海通商会鼓励商业发展，从来导致官府舍本逐末，忽视农业。
而钱士升的观点则与霍化鹏相近，认为泰西诸夷海商来到大明，会破坏大明自给自足的商业环境，乃至败坏大明的人伦纲常、风俗礼仪等制度。
不过对京师朝堂之上的这些反对观点，他不打算重处，而对南京和江浙官员的反对，他却将他们一律革职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