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兵变也好，临洮兵变也好，在明末的历史上的确都曾经发生过。
不过历史上这些地方之所以发生兵变，是因为固原镇和临洮镇所在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穷困，而且朝廷的欠饷也实在是太多，与此同时，朝廷又频繁征调这两镇的兵马前往辽东与建虏作战。
正是机缘巧合地综合了上述各种因素，这才激起了临洮镇和固原镇的兵变。
但是现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考虑到固原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兵变事件，已经将固原镇移驻到了花马池，允许他们在花马池一带随便开荒屯垦，并且给了袁崇焕与鄂尔多斯诸部以及青海、甘南藏区各部茶马互市、盐茶贸易的权力，现在他们不缺钱。
同样也是考虑到临洮镇的情况，此前崇祯皇帝将临洮镇移防到了汉中。
一方解决了他们的驻地过于贫瘠家属无以为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陕南防御空虚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自打朝廷的财政稍稍好转以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担心重蹈历史覆辙，可是从来也不敢短缺这些边镇士卒的饷银。
所以这一次，初见高时明和胡一魁的奏报，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随后仔细再看，他却隐隐约约地将其中的各种来龙去脉，联系到了一起。
到最后，总算恍然大悟，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兵变事件，这分明是一场回回暴乱！
且不说赵大胤、马光玉、马进忠、米喇印、丁国栋等等这些人的回回身份，就是他们发动兵变的口号“打杀红毛、驱逐夷教”本身，都不是一般闹饷兵变的样子啊！
有了这个判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就不能再以平常心对待了。
而且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对于塞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也没有办法做到随时掌握，特别是对于李邦华、孙传庭这一支延绥镇和山西镇军队的进展并不了解。
所以，当他在居庸关中先是接到晋北山中的流贼再次窜回陕北，紧接着又接到高时明、胡一魁来自西安的关于河州、临洮、固原等地的兵变及民乱消息之后，当机立断，派出了数路人马前去传达旨意。
一个是，命令孙传庭带领延绥镇骑兵迅速回师陕北榆林剿灭流贼。
对于这股流贼，能在陕北剿灭当然最好，不能在陕北剿灭，则往西驱赶，总之不能让他们再窜回山西。
第二个，命令三边总督袁崇焕整顿麾下人马，尽快平定由他处理不当引发的洮岷兵变以及很可能失控的回回暴乱。
第三个，命令洪承畴统一指挥麾下的陕军与移防汉中的临洮镇人马，既要严防窜回陕北的流贼南下，更要堵住洮岷兵变的军队东来的道路。
就这样，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迅速作出了决定的崇祯皇帝，派出了三路传旨的使者，带着自己的旨意离开了居庸关快马西去。
其中一路，就在十二月初二的清晨赶到了杀胡口，然后被丁启睿麾下的小将麻振扬的护送下，快马加鞭地紧急赶往库库和屯城下。
当天夜里，崇祯皇帝关于调动延绥镇骑兵快速回师榆林、绥德的旨意，传到了李邦华和孙传庭的军前。
如果只是流贼窜回陕北这一件事情，那么李邦华和孙传庭这样的人物，是不会为了皇帝的一道旨意，而轻易就改变眼前的布局的，毕竟建虏已是强弩之末，自己这一方只要再努一把力，过不了多久，就有可能将这股建虏全歼。
即便是只有五分的机会，他们也会借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冒着抗旨不遵的风险，把眼前的战略执行下去。
可是，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提到的洮岷兵变及其背后的内情，却让李邦华和孙传庭两人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孙传庭率领延绥镇骑兵奉旨而行，而李邦华自己则率领麾下山西镇大军，收拢兵力、扎下大营，在库库和屯城外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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