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和赵旭，赵昀父子三人坐在后苑的听松亭中安坐，这是他们难得的小聚，不过所谈论的也是国事而非家事，对于天家父子来说，国事就是家事，家事也是国事。
太子赵旭自然是应该在多听多学，相对于赵昀的自由来说，他所学习的经验完全足够，这么多年来他时常监国，治国的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高于赵昀不是一点半点。
太子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承担这个名号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学习和不断的改变自己是必须的，赵祯当年也是如此一路走过来的，通过不断的学习，观摩，自己分析和揣度积累经验。
再加上太子宾客和太子三师的辅导，对国家大事和运筹帷幄上的水平相当完善，说实话现在的赵昀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他的这份静相当可贵。
赵昀和赵旭就是两面，赵昀喜动不喜静，喜欢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践，错了便从来就是，方丈洲在他的管理下便是如此，有新的法规和政策，与大宋的律法稍显不同，但也还在接受范围之内。
而与赵昀相比，赵旭便是静的代表，他处理事情考虑周全，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同时做出冷静的判断。
人无完人，赵祯无法要求俩个孩子都是动静皆宜的那种，但眼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相互弥补一些也是好事。
对于赵昀的问题，赵旭能从容的解决，方丈洲现在是乱，而不是需要改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里静下来，减慢一点速度，多以法规进行约束便可。
赵旭在弹指之间轻松的给赵昀以稳妥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以法治乱便可。
赵祯对此满意，赵昀对此惊讶，显然赵旭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挡一面的储君，想要让他这个弟弟不佩服都不行，虽然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但却没想到哥哥居然能如此快的成为今天的气象。
听松亭名如其意，四周都是松树，一阵风过，松涛整整让人心旷神怡，在这里赵祯算是找到了一丝安宁，对着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朝中的臣子，说话也没有那么的拘束。
赵旭和赵昀二人从赵祯这里得到了许多经验，尤其是管理方面，无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州府，基本的框架都是相同的，统筹计划缺一不可。
当这俩个小的离开之后，赵祯便独自一人在坐在这里，听着阵阵声浪陷入沉思。
现在的大宋看似已经站在世界之巅，国内海晏河清，四周敬若神明，但事实上风波不断，内部的矛盾在逐渐的产生，外部的矛盾也在日益凸显，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
身为天子的他眼光更为敏锐，大宋现在就是一艘“不沉之船”但只要撞上一块冰山，很可能就会土崩瓦解。
内部的矛盾在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并且愈来愈严重，资本的利益就是要最大化，这是本性，没有办法让它收缩或是改变，若是能改变就不叫资本了。
所以对付内部的矛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制定法律，完善的法律，这一步已经开始进行了，赵祯抽调修编新宪法的人选已经传到中枢院，其中不光有官员，还有一些赵祯特意召集的人才。
大宋的宪法是最为基本的法律规定，在此之后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进行补充完善，把大宋的日常生活都包容进去，成为依法治国的开始。
人是自由的，但是要保障这一自由的权利就必须要去遵守法律。
工业要有工业的法律，商业自然要有商业的法律，其他的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才能保障大宋的稳定和安全。
三才已经在边上候着了，瞧见赵祯招手便把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命人摆上桌，无论官家在那里，四周必然会有内侍准备好所用，一旦官家需要便能第一时间呈上。
眼下大宋的治安司已经设立，各地开始招募和考核治安人员，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大宋的律法，以前的提刑司继续保持提刑司的作用，但只是分管刑事，民事纠纷依旧归地方州府县的官员管理。
而接下来便是皇权下县，封建时代一直有一个传统，皇权不下县，但要想法制在大宋普及开，皇权就必须要下县，只有如此才能让法制深入人心。
县制自秦以降便开始出现，但再往下便是宗族，自治，各地的风俗不同，乡仪也不同，为了避免冲突，华夏先贤便利用宗族或是乡绅等分割了末端的皇权。
农村实行乡绅自治宗族自治，虽然不排除乡绅中也有土豪劣绅，但事实上并非后世人所想的那样环境不堪，恶霸横行，相反总体来说，乡绅，宗族的文明素质是比较高。
乡绅受过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是讲礼义廉耻的。如果村官出现流氓化倾向，不但农村的精神文明失去支撑，无疑也是农村基层治理溃败的表现。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以县级政权为主导，以乡级政权为辅助，建立了以里或甲或保为最小单元去控制地方，这时候所需要的便是地方上的势力。
于是乎宗族、士绅、豪富等民间力量便成为皇权需要的支持，封建王朝的地方上需要大量的人手，但这又是拿不出来的。
地方上的宗族，乡绅，豪富便成为对基层赋税、治安、户籍、诉讼、教化等各方面的具体事务实行有效管理的人，这些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要远比后世人想象中的大。
也是因为如此皇权和这些人之间也存在了利益联系，皇权也能藉此从县继续向